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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历史资料荟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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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揭秘:1952年沈阳妓院大扫荡  

2014-09-08 22:40:1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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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1952年10月12日晚,天有些阴,街灯下的沈阳城昏昏沉沉。 20时,从沈阳市公安局的大院里开出了十几辆汽车,分头驶向北市、皇姑、南站、南市,车上坐着公安、妇联、民政局的149名干部和一个连执法队。他们要执行一次特殊任务。

  原来,沈阳市人民政府在这一天正式宣布封闭妓馆。晚10时,沈阳市封闭妓馆行动队全线出击。各公安分局局长与民政局领导都亲临现场指挥。至13日凌晨3时,封闭永顺堂、吉乐堂、桂英堂等12家妓馆,逮捕业主30人,收容妓女57人、游娼48人。经过这一夜的扫荡,沈阳城延续了几百年的妓馆从此绝迹。


  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发出禁娼的呼声,也不知有多少政权宣布娼妓制度非法。然而,旧时代始终也没有解决这一社会问题。
  资料记载,沈阳解放初公开的妓馆共有144家,妓女660人,分布于北市、皇姑、南站、南市一带。每值掌灯之时,道边、胡同口便游荡着浓妆艳抹的妓女,妖声妖气地挑逗着过路的行人。当时除公开的妓馆外更多的是地下妓馆——“租大炕”。据当时北市公安派出所统计,仅北市西区内即有炕头110余家。除此之外,旅店、客栈、民用胡同、防空壕、公园也是游娼、暗娼经常出没的地方。据民政部门统计,当时沈阳市的游娼至少有千余人。旧社会遗留下的娼妓制度不仅伤风败俗,而且严重地危害人民健康。妓馆封闭前,沈阳市12家妓馆中的57名妓女,患性病者有35人。每个月就有3000人以上被传染性病。至于暗娼患性病者更多,妓女带来的灾难可想而知。

  1948年沈阳解放后,党和人民政府就着手消灭娼妓制度的工作。到1952年,继续公开营业的妓馆从144家下降到12家。残存的妓馆门庭冷落,嫖客寥寥。但这些残渣仍旧侵蚀着社会的肌体,人民要求彻底消灭这一现象的呼声愈来愈高。于是有了本文开篇的一幕。

  上世纪初,日俄战争后,日本人取代了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特权,在沈阳出现了日本管辖地和中国地方行政的“一城两制”,民族和殖民的矛盾竞争在所难免。

  老年人讲,日本人当时在沈阳南站地区开设了很多妓院,为发展商埠做铺垫。为了与日本人竞争,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在沈阳大西门和通天街之间搞了一个平康里,三趟街的房子都租出去开妓院。这是沈阳地区出现的第一家官办妓院。此前沈阳城内没有公开的妓院,只是在通天街一带有暗娼,俗称“半掩门”。平康里的妓院当时很有名气,招徕许多嫖客,因而十分热闹。 1914年,张作霖要在通天街修建大帅府,他觉着毗邻色情场所不雅,硬是强制性地把平康里和通天街的妓院动迁到北城墙根下的九门里。后来,张作霖要在北市开辟商埠区,招商要有人气儿,又有人给他出了鬼点子,把妓院迁到商埠区去。张作霖同意了,于是九门里的妓院又开始了折腾,一些去了南市场,一些去了北市场。

当时南市场的妓院档次比较高,达官贵人都蜂拥着往那里去。特别是几个叫天桂书馆、桃园书馆、桂花书馆的妓院都是专门接待官僚嫖客的。汤二虎(奉系军阀汤玉麟)就经常出入桂花书馆,吴大舌头(奉系军阀吴俊升)是桃园书馆的熟客。吴俊升还写过一首风流诗呢!文辞是这样:睡卧美人挽,醒掌天下权,自古名将爱良马,从来美女属英雄。

  1927年修建沈阳北站的时候,一些官吏、商人为了招揽生意,扩大市场,在北市场大肆开设妓院。伪满时期,妓院已达150余家,妓女超过千人。到沈阳临近解放的时候,北市场成了妓院聚堆的地方。

  上世纪60年代,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,周末放假回家都要从北市场西侧经过。路边清一色的青砖瓦舍半月门,老人们说这里就是过去的妓院。早先胡同口的两头还有牌楼,上边有匾额。东头的匾额上写着:秦楼楚馆;西头的匾额上写着:越女燕姬。这些招牌式的妓院标志,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拆掉了,但青楼瓦舍还在,妓女没有了,老百姓搬到了里边去住,取名红旗大院。

  旧时的妓院也像今天的宾馆分等级的。妓院共分四等。一等的房间整齐、宽大,室内设备华丽,妓女年轻美貌,穿着考究,擅长弹唱,略有文化,嫖客多为中上层军政人员、名流、士绅和富商。二等妓院稍逊一筹,室内布置尚可,妓女年轻,体态匀称,嫖客多为工商业者、地主和中下级军官等。三等妓院房间中等偏下,室内布置简单,妓女年龄稍大。北市场的三等妓院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,一张木床,一个小茶几,两层楼,光线暗淡,空气龌龊,嫖客多为小经营者、手艺人、店员等。四等妓院房屋很简陋,破瓦寒窑,半截土炕,所以人们把四等妓院叫做“窑子”,妓女也就叫成了“窑姐”。那里的嫖客大多数是三轮车夫、脚力、矿工等,其中不少是因为穷困结不了婚的人。

  伪满时期,沈阳没有一等妓院,只有二、三、四等妓院。一等妓院只长春才有,因为长春是伪满洲国的京城。

  妓女的来源很复杂。她们大多是东北、山东、河北等地破产农民的女儿。有一年河北发大水,破产农民生活无计,人贩子跑到那里谎说关外沈阳城能谋个生计,一次就骗来二十几个女孩卖到妓院。也有是父母吸食鸦片或赌钱,倾家荡产,堕落到卖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还有因家穷,丈夫疾病缠身,无钱医治,妻子为给丈夫治病,将自身卖给妓院的。原本跟妓院只签了三五年的契约,却因丈夫沉疴不愈,最后在妓院里屈辱终身。国民党统治时期,有些国民党军中下级军官来东北驻扎,娶了小老婆,调防时竟将她们卖进妓院。

这些无辜的女孩子被骗入妓院后,就陷入了苦海,难于重见天日。

  清末民初,日本人在沈阳创办的《盛京时报》销路不好,卖不出去。为了打开销路,聚集读者,他们独出心裁,搞了一次让人啼笑皆非的评选妓女状元的活动。当时,《盛京时报》在报纸上印选票,让读者投票,按照妓女的才、色、情、艺的优劣来评定名次。结果,竟然煞有介事地评出了“三甲”。

  据说是一个姓车的妓女摘得了“一甲头名状元”的桂冠,举办者称这个车姓妓女“举止大方,姿态明秀,歌声悠扬,应酬不染俗气”,在报纸上好一番吹捧。当时有一个叫“青莲书馆”的妓院,有四名妓女同时入选所谓的“三甲”,好不风光荣耀,一时间门庭若市,生意兴隆。

  选出了“三甲”,举办者还嫌不过瘾,又搞什么分科选举,列出了才科、色科、情科、艺科等不同种类。选出了这四科“状元”后,报馆还专门为入选者送去一块奖牌,上边有当时名人题写的一副对联:不读半部红楼梦,爱看一册玉梨魂。这奖牌还是雇了鼓乐手吹吹打打送到妓院门口的,引得市民围观,热闹异常。光有牌匾还不够,这是精神奖励,报馆还有物质奖励,也算是出了血本。那些奖品中有茶具壶碗之类,也有丝绸衣料。妓女们对茶具不感兴趣,做件新衣服倒是蛮高兴的。

  旧时妓院里边的说头挺多。举两个例子:

  如果一个妓女时常遇上“窑皮子”(指地方上一些无赖,逛妓院不给钱或捣乱的),妓女就点着几张黄裱纸,在屋里的床上床下、门前门后、桌子底下燎个遍,她们管这个叫“燎窑皮子”。再者,如果一个妓女挺长时间没有客人光顾,她就点着一炷香,跪在妓院供奉的祖师爷管仲像前祷告。一边祷告,一边烧香,再用小木棍敲打着尿盆,边敲盆边用嘴念叨:“请祖师爷保佑我客多。 ”

  据说,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设妓院的人。当时的妓院吸引了大批商人和贵族到齐国,齐国名声坏了,但钱赚了不少。所以后来从事这一行当的人们剔除了管仲养妓的政治内涵,单纯地把他尊奉为官办妓院的始祖来祭祀。此外,当妓院收入不好生意萧条时,妓院掌班的会找来附近的小男孩,一般都是十二三岁的童子,让孩子在妓女的屋子里到处乱蹦乱跳,到床上打滚翻跟斗。她们把这叫做“踩屋子”,说是能驱除邪祟,迎来更多的嫖客。

1935年旧历4月24日夜,北市场发生一场大火。那天风很大,加上当时消防条件太差,一时间烈焰腾空,浓烟滚滚,窑子街成了一片火海,烧得妓女嫖客四处逃散,五六名妓女葬身火海。其中烧的最惨的要算九华堂妓院,可说是寸木无存。想来也是九华堂活该,因为九华堂正是这次灾难的火头

  。原来九华堂妓院的掌柜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她认了一个徐姓的干儿子,干儿子只比干妈小10岁,平日里两个人狗扯羊皮,名为母子,实为夫妻。那徐某在铁路上当列车员,经常倒卖大烟土,九华堂便成了他藏烟土的黑窝点。

  这夜,由于九华堂妓院的厨房灶口没封好,引发了大火,扑救不得,窝藏的大量烟土和房子一起化为灰烬。九华堂的女掌班只落得孑然一身,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炉灰山上,铺条破褥子,头枕砖头,风餐露宿,饥寒交迫加之烟瘾折磨,不久就死了。那阵子,窑子街成为一片废墟,不少儿童妇女用炉钩子在瓦砾堆里刨哇挠的,指望能刨出几件妓女们在逃生时遗落的珠宝首饰戒指什么的。

  可惜,这场大火并没有遏制妓院业在北市场的恶性膨胀,一年后,许多妓院又在废墟上重新开张了。

  2003年7月,沈阳市昆山中路的施工现场挖出了30多具骸骨。据当地老居民讲,这里过去是一片妓女坟,北市场里的妓女死后就被草草地掩埋在了这里。新中国成立前,这一带极其荒凉,没有人烟,是城外的一片大野地。

  其实,施工地发现的坟只是一些乱葬的妓女坟。在沈阳城东北郊的小二台子有一片真正的妓女坟。这处占地三万多平方米、专门下葬妓女的坟地是清光绪年间出现的,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推平。

  沈阳地区在妓院盛行的几十年里,从业妓女总数不下4000人,她们终日过着淫秽的生活,很多人染了梅毒。这些被残害的妇女,许多都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亡故。死后,老鸨子给买一口“狗碰头”(狗用头一碰就能坏)的薄板棺材,送到妓女坟地里埋起来了事。坟地南半部,有一千多座妓女的坟头;坟地北部,有一百多座较大的坟墓,墓前都竖立石碑。这些都是喝人血的妓院老鸨子和内掌班的坟丘。

  那时,每到清明节,故去妓女的生前好友便来到坟前烧纸、扫墓,以表哀悼和思念之情。妓院里的老鸨子和掌班的,为了笼络人心,也会买上一些烧纸到坟上,给活着的妓女们看。

  有个小学同学,他母亲和蔼可亲而且长相细嫩漂亮,就是举止有些矫揉造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,那个女人被红卫兵剪了头发揪斗游街,我们才知道她原先做过妓女,是沈阳市生产劳动教养院收容的123名妓女之一。

1952年沈阳封闭妓馆后,人民政府除对罪大恶极的业主、鸨子法办外,对妓女一律执行改造政策,使其成为新人。当时,沈阳市生产劳动教养院负责妓女的收容改造工作,卫生部门负责对妓女性病的治疗工作,这两项工作同步进行。

  生产劳动教养院收容了妓女后,这些淫荡游惰习气很深的妇女,对党的改造政策不了解,加之对新生活不习惯,收容时有些人设法逃跑,组织群哭群闹,互相偷窃、打架,有的犯了烟瘾大吵大闹,呕吐满地,有的向工作人员要大烟要酒。教养院采取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针,通过谈话、讲课,组织座谈会、诉苦会、文化活动等方式帮助妓女转变寄生腐化的旧思想,并帮助她们认清业主、鸨子剥削妓女的道理。

  在这个基础上,教养院进一步改变妓女好逸恶劳的习惯。这些人习惯了灯红酒绿热闹喧哗的夜生活,把白天当晚上,晚上当白天,往往一到掌灯时,便身不由己地往外跑。教养院的作息时间令她们极不习惯,平时吃惯了零食,教养院的两顿饭使她们饿得发慌。收容之初,每天都会发生几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。两个月后,她们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。

  妓女在教养院里,最主要的课目就是参加生产进行劳动改造。开始时,这些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妓女都不会劳动,个别的甚至根本不想劳动。尽管分派给她们的一般都是轻微的体力劳动,但对她们来说也成了一件苦差事。但是,这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必须经历的重要途径。两年间,收容的妓女陆续离开教养院,回归社会,开始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到1955年,全部收容妓女都劳动改造完毕,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

  从收容的那天起,政府就开始给所有患性病的妓女进行免费治疗的工作。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时期,财政紧张,但是当时的东北民政部仍旧拨给沈阳市医疗费3亿元,专门用以给收容的妓女治疗性病。卫生部门还组织若干的医疗小组深入到各处收容所,给所有收容妓女进行身体检查,检查出性病,立即采取措施积极治疗。经过半年的救治,收容妓女的健康状态都得到了康复。治愈了疾病的妓女,大都认真接受劳动改造,同过去的恶习彻底决裂,在劳动中脱胎换骨,成为一个新型的劳动者。

  我们从民政局的档案中获悉,改造成新人的妓女,民政部门都负责给她们介绍就业,还帮助她们找对象,为她们组成新家庭提供尽可能的帮助。我同学的母亲就是在政府的帮助下组成美满家庭的。成为新人的妓女在回顾她们的变化时都概括成一句话: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,新社会把鬼变成人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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